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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纪轻轻就头晕眼黑，确实是不对的，确实应该注意，到此打住，也就罢了。可是担忧完，卢先生就发挥医学特长：“医家曰：气血虚弱，乃五劳七伤所致，肝虚则头晕目眩，肾虚则腰痛精泄。”气血虚弱，肝虚肾虚，症状出来了，接着就是分析原因：“以目前衽席之娱，而忘保身之术，其为患也深。”
最经典的就是这一句。
所谓衽席之娱，是指某方面的娱乐，相信大家都能理解。综合起来的意思是：皇帝你之所以身体不好，在我看来，是因为过于喜欢某种娱乐，不知收敛保养，如此下去，问题非常严重。说这句话的，不是万历他妈，不是他老婆，不是深更半夜交头接耳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而是一个管礼仪的六品官，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上疏，且一言一语皆已千古流传。
再不收拾他，就真算白活了。
命令下达给了申时行，于是申时行为难了。这位老油条十分清楚，如果按照万历的意思严惩卢洪春，言官们是不答应的；如果不处理，万历又不答应。
琢磨半天，想了办法。他连夜动笔，草拟了两道文书，第一道是代万历下的，严厉斥责卢洪春，并将其革职查办。第二道是代内阁下的，上奏皇帝，希望能够宽恕卢洪春，就这么算了。按照他的想法，两边都不得罪，两边都有交代。
事实证明，这只是幻想。
首先发作的是万历，这位皇帝又不是傻子，一看就明白申时行耍两面派，立即下令，即刻动手打屁股，不得延误。此外，他还不怀好意地暗示，午门很大，多个人不嫌挤。
午门就是执行廷杖的地方，眼看自己要去垫背，申时行随即更改口风，把卢洪春拉出去结结实实地打了六十棍。
马蜂窝就这么捅破了。言官们很惭愧，一个礼部的业余选手，都敢上疏，勇于曝光皇帝的私生活，久经骂阵的专业人才竟然毫无动静，还有没有职业道德？
于是大家群情激愤，以给事中杨廷相为先锋，十余名言官一拥而上，为卢洪春喊冤翻案。
面对漫天的口水和奏疏，万历毫不退让。事实上，这是一个极端英明的抉择：一旦让步，从宽处理了卢洪春，那所谓“喜欢某种娱乐，不注意身体”的黑锅，就算是背定了。
但驳回去一批，又来一批，言官们踊跃发言，热烈讨论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不说白不说。
万历终于恼火了，他决定罚款，带头闹事的主犯罚一年工资，从犯八个月。对言官而言，这个办法很有效果。
在明代，对付不同类别的官员，有不同的方法：要折腾地方官，一般都是降职，罚工资没用，因为这帮人计划外收入多，工资基本不动，罚光了都没事。
言官就不同了，他们都是靠死工资的，没工资，日子就没法过，一家老小只能去喝西北风，故十分害怕这一招。
于是风波终于平息，大家都消停了。
但这只是表面现象，对此，申时行有很深的认识。作为天字第一号混事的高手，他既不想得罪领导，又不想得罪同事，为实现安定团结，几十年如一日地和稀泥。然而，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，他逐渐意识到，和稀泥的幸福生活长不了。
因为万历的生活作风，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
事实上，卢洪春的猜测很可能是正确的，二十多岁的万历之所以不上朝，应该是沉迷于某种娱乐，否则实在很难解释，整天在宫里待着，到底有啥乐趣可言。
说起来，当年张居正管他也实在管得太紧，啥也不让干，吃个饭喝点儿酒都得看着，就好比高考学生拼死拼活熬了几年，一朝拿到录取通知书，革命成功，自然就完全解放了。
万历同志在解放个人的同时，也解放了大家，火烧眉毛的事情（比如打仗，阴谋叛乱之类），看一看，批一批，其余的事，能不管就不管，上朝的日子越来越少。
申时行很着急，但这事又不好公开讲，于是他灵机一动，连夜写就了一封奏疏。在我看来，这封文书的和稀泥技术，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
文章大意是这样的：皇帝陛下，我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好，经常头晕眼花（时作晕眩），对此我十分担心。我知道，您这是劳累所致啊，由于您经常熬夜工作，亲历亲为（一语双关，佩服），才会身体不好。为了国家，希望您能够清心寡欲，养气宁神（原文用词），好好保重身体。
高山仰止，自惭形秽之感，油然而生。
对于这封奏疏，万历还是很给了点儿面子，他召见了申时行，表示明白他的苦心，良药虽然苦口，却能治病，今后一定注意。申时行倍感欣慰，兴高采烈地走了。
但这只是错觉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能够药到病除的药只有一种——毒药。事实证明，万历确实不是一般人，因为一般人被人劝，多少还能改几天，他却是一点儿不改，每天继续加班加点，从事自己热爱的娱乐。据说还变本加厉，找来了十几个小太监，陪着一起睡（同寝），也算是开辟了新品种。
找太监这一段，史料多有记载，准确性说不好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那就是万历同志依旧是我行我素，压根儿不给大臣们面子。
既然不给脸面，那咱就有撕破脸的说法。
万历十七年（1589）十二月，明代，不，是中国历史上胆最大、气最足的奏疏问世了，其作者，是大理寺官员雒于仁。
雒于仁，字少泾，陕西泾阳人。纵观明、清两代，陕西考试不大行，但人都比较实在，既不慷慨激昂，也不啰啰唆唆，说一句是一句，天王老子也敢顶。
比如后世的大贪污犯和珅，最得意的时候，上有皇帝撑腰，下有大臣抬轿，什么纪晓岚、刘墉，全都服服帖帖、老老实实靠边站，所谓“智斗”之类，大都是后人胡编的，可谓一呼百应。而唯一不应的，就是来自陕西的王杰。每次和珅说话，文武百官都夸，王杰偏要顶两句，足足恶心了和珅十几年，又抓不到他的把柄，也只能是“厌之而不能去”（《清史稿》）。
雒于仁就属于这类人，想什么就说什么，从不怕得罪人，而且他的这个习惯，还有家族传统：
雒于仁的父亲，叫做雒遵，当年曾是高拱的学生，干过吏科都给事中。冯保得势的时候，骂过冯保，张居正得势的时候，骂过谭纶（张居正的亲信），为人一向高傲，平生只佩服一人，名叫海瑞。
有这么个父亲，雒于仁自然不是孬种，加上他家虽世代为官，却世代不捞钱，穷日子过惯了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不怕罚工资，不怕降职，看不惯皇帝了，就要骂。随即一挥而就，写下奇文一篇，后世俗称为“酒色财气疏”。
该文主旨明确，开篇即点明中心思想：“陛下之恙，病在酒色财气者也，夫纵酒则溃胃，好色则耗精，贪财则乱神，尚气则损肝。”这段话用今天的话讲，就是说皇上你确实有病，什么病呢？你喜欢喝酒，喜欢玩女人，喜欢捞钱，还喜欢动怒耍威风，酒色财气样样俱全，自然就病了。以上是全文的论点。接下来的篇幅，是论据，描述了万历同志在喝酒、玩女人方面的具体表现，逐一论证以上四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，比较长，就不列举了。综观此文，下笔之狠，骂法之全，真可谓是鬼哭狼嚎，就骂人的狠度和深度而言，雒于仁已经全面超越了海瑞前辈。雒遵同志如果在天有灵，应该可以瞑目了。
更缺德的是，雒于仁的这封奏疏是十二月（农历）底送上去的，搞得万历自从收到这封奏疏，就开始骂，不停地骂，没日没夜地骂，骂得新年都没过好。
骂过瘾后，就该办人了。
万历十八年（1590）正月初一，按照规矩，内阁首辅应该去宫里拜年，当然也不是真拜，到宫门口鞠个躬就算数。但这一次，申时行刚准备走人，就被太监给叫住了。
此时，雒于仁的奏疏已经传遍内外，申先生自然知道怎么回事，不用言语就进了宫，看到了气急败坏的皇帝。双方展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对话（以下言语，皆出自申时行的原始记录）：
万历：“先生看过奏本（指雒于仁的那份），说朕酒色财气，试为朕评一评。”申时行：……（还没说话，即被打断）万历：“他说朕好酒，谁人不饮酒？……又说朕好色，偏宠贵妃郑氏（即著名的郑贵妃），朕只因郑氏勤劳……何曾有偏？”喘口气，接着说：
“他说朕贪财……朕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天下之财皆朕之财！又说朕尚气……勇即是气，朕岂不知！人孰无气！”
这口气出完了，最后得出结论：“先生将这奏本去票拟重处！”
申时行这才搭上话：
“此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……”（说到此处，又被打断）万历大喝一声：
“他就是出位沽名！”申时行傻眼了，他在朝廷混了几十年，从未见过这幅场景，皇帝大人一副吃人的模样，越说越激动，唾沫星子横飞，这样下去，恐怕要出大事。于是他闭上了嘴，开始紧张地思索对策。
既不能让皇帝干掉雒于仁，也不能不让皇帝出气，琢磨片刻，稀泥和好了。“他（指雒于仁）确实是为了出名（先打底），但陛下如果从重处罚他，却恰恰帮他成了名，反损皇上圣德啊！”“如果皇上宽容，不和他去一般见识，皇上的圣德自然天下闻名！”（继续戴高帽）
在这堆稀泥面前，万历同志终于消了气：“这也说得是，如果和他计较，倒不是损了朕的德行，而是损了朕的气度！”上钩了，再加最后一句：
“皇上圣度如天地一般，何所不容！”（圆满收工）万历沉默地点了点头。
话说到这儿，事情基本就算完了。申时行定定神，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，一件极为重要的事。
他决定趁此机会，解决此事。然而，他正准备开口，却又听见了一句怒斥：“朕气他不过，必须重处！”
万历到底是年轻人，虽然被申时行和了一把稀泥，依然不肯甘休，这会儿回过味来，又绕回去了。
这事还他娘没完了，申时行头疼不已，但再头疼，事情总得解决，如果任由万历发作胡来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在这关键的时刻，申时行再次展现了他举世无双的混事本领，琢磨出了第二套和稀泥方案：
“陛下，此奏本（雒于仁）原本就是讹传，如果要重处雒于仁，必定会将此奏本传之四方，反而做了实话啊！”
利害关系说完，接下来该掏心窝了：“其实原先我等都已知道此奏疏，却迟迟不见陛下发阁（内阁）惩处（学名：留中），我们几个内阁大学士在私底下都互相感叹，陛下您胸襟宽容，实在是超越千古啊！”（马屁与说理相结合）“所以以臣等愚见，陛下不用处置此事，奏疏还是照旧留存吧，如此陛下之宽容必定能留存史书，传之后世，千秋万代都称颂陛下是尧舜之君，是大大的好事啊！”
据说拍马屁这个行当，最高境界是两句古诗，所谓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，在我看来，申时行做到了。
但申先生还是低估了万历的二杆子性格，他话刚讲完，万历又是一声大吼：“如何设法处他？只是气他不过！”好话说一堆，还这么个态度，那就不客气了：“此本不可发出，也无他法处之，还望皇上宽恕，容臣等传谕该寺堂官（即大理寺高级官员），使之去任可也。”这意思就是，老子不和稀泥了，明白告诉你，骂你的这篇文章不能发，也没办法处理，最多我去找他们领导，把这人免职了事，你别再闹了，闹也没用。
很明显，万历虽然在气头上，却还是很识趣的。他清楚，目前形势下，自己不能把雒于仁怎么样，半天一言不发。申时行明白，这是默认。
万历十八年（1590）的这场惊天风波就此了结，雒于仁骂得皇上一无是处，青史留名，却既没掉脑袋，也没有挨板子，拍拍屁股就走人了。而气得半死的万历终于认定，言官就是浑蛋，在此后的几十年里，他都保持着相同的看法。
最大的赢家无疑是申时行，他保护了卢洪春、保护了雒于仁，安抚了言官大臣，也没有得罪皇帝，使两次危机成功化解，无愧为和稀泥的绝顶高手。
自万历十一年（1583）执政以来，申时行经历了无数考验，无论是上司还是同僚，他都应付自如。七年间，上哄皇帝，下抚大臣，即使有个把不识趣、不配合的，也被他轻轻松松地解决掉，混得可谓如鱼得水。
然而正是这一天，万历十八年（1590）正月初一，在解决完最为棘手的雒于仁问题后，他的好运将彻底结束。
因为接下来，他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臣等更有一事奏请。”
虽然雒于仁的事十分难办，但和申时行即将提出的这件事相比，只能说是微不足道。
他所讲的事情，影响了无数人的一生，以及大明王朝的国运，而这件事情，在历史上有个专用名词：“争国本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