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718章:岂因祸福避趋之

一景之月 / 著投票加入书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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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杨荣皱了皱眉头道:“如何心生繁荣!”

    杨溥道:“我问你,下西洋最能带动什么?”

    杨荣猛的一抬头,有些惊愕的看着杨士奇,杨溥,许久才从嘴里吐出两个字——商业!“

    杨溥道:“不错,开创大明的商业,勉仁你想想看,南宋土地和人口都不如北宋, 这是用屁股都可以得出的结论。偏偏南宋的税收却远远超过北宋,北宋中期以后平 均年财政收入在六千万上下,而南宋的财政收入则常年保持在一亿以上,土地减少 了三分之一,税收增加了三分之二,宋朝财政收入的最高数字一亿二千万同样是南宋创造的。这说明什么?“

    杨荣被人称为“东杨”并非是白叫的,略一思索,便体会出了其中的味儿,道:“靠商业?”

    杨溥道:“正是,宋代的商业一直是朝廷充盈的关键,他们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江浙和四川等老牌地区,就连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,也比唐代有较大发展,这也是另人很惊讶的。从手工业看,坑矿、茶盐、造船、造纸、制糖、纺织、制瓷等都比唐代进步的多,宋的手工业除了产地扩大,产量增加以外,技术提高也是非常明显,比如“糖冰”(冰糖)的生产技术,“单筒井”的开凿宋瓷的精良等,无不反应了技术的成熟和创新,而商业和手工业的兴起,解放了大量受俘于土地的农民,使他们投入于商业,手工业中。北宋时期就已经开始大量开采金、银、铜、铁、煤等矿藏,而且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,加工工厂,如,造船厂、造纸厂、印刷工厂、织布厂、火器厂,还有各地的官窑等等。可见当时的手工业之兴旺是空前的,这些商业的发展,迅速让“坊制”得以突破,集镇的兴起,因此住宅区与商业区的界限逐渐消失,宋代的这一类的”新型”都市有些发展至有了很大的规模,如开封和杭州都达到一百万人口,而后者就是”马可波罗”在元初所见的“前所未有”的城市,即使是到了至元朝后期中国以外最大的城市是”巴格达”其人口只有三十至五十万之间,数百年后阿拉伯旅行家,伊本.贝图塔也称杭州为”世上最大的城市”!从事工商业的人口逐步增多,产量加大,投入资本大幅度扩充,因此构成朝廷户部收入主体的,也已不单独只是农业了,工商业所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了,他们的城市,随处都可开设店铺,所以改市税为“住税”,税率千分之二十,另外,征收货物通过税,称“过税”,税率千分之三十。对于次一等的草市、镇市或墟、集,官府允许商人包税。宋代全国的商税达到了一个可观的数额,而且有逐步增加的趋势。

    宋太宗时,一年的商税总额达四百万贯,宋仁宗时增加到二千二百万贯,这是北宋的最高颧。此后,一直保持在每年一千万贯上下,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收入。南宋时,各地商税岁入逐步增加。临安府在北宋熙宁十年是全国商税最多的城市,共八万二千多贯。南宋咸淳年间,增加到四十二万贯。这还只是临安府“在城”的商税额。如果加上临安城外及所属各县的商税钱,宋孝宗淳熙年何共计一百零二万贯,儿乎达北宋景枯年间全国商税总额四百五十多万贯的四分之一。镇江府“在城”的商税,熙宁年间每年收入二万五千多贯,南宋嘉定年间增加到七万四千多贯,咸淳年间增加到三十三万六千贯。“三人当中以为杨溥的学问最高,所以这些数字,杨荣并不以为是夸张的说法,事实上他也不是一无所知,宋代在商业上的确独树一帜。

    见杨荣沉默,杨溥继续说道:“我做过统计,在宋代全国每年收入的商税一千万贯左右,按照“过税”和“住税”的平均率千分之二十五计算,每年的贸易总额就达四亿贯。北宋的户口最多为二千万户,如果每年的贸易总额为四亿贯,则每户参加商品交易的数额平均为二十贯,再看看我大明,疆域无疑是大于宋代,便是耕地面积大于宋代,粮食的单位产量也高于宋代,但即便如此,可三十税一的税收,便是人口再多,耕地面积再大只怕我大明的户部也是年年够用,碰上好的年月到也罢了,一旦天灾**,北方战乱连绵的话,朝廷就拿不出银子来,没了银子,防御工事难以修建,黄河、运河难以修筑,将士们的粮草,武器难以及时,如何捍卫这个国家,不谋万世者,不足谋一时;不谋全局者,不足谋域。先帝将朝廷托付与我们,难道我们交给他的还是一个为了应付天灾**,应付蒙古人,需要削减开支,畏首畏尾的朝廷么!若是这样,我们怎么能对得起先帝么,大明的税收之底,历代罕见,可即便如此,朝廷能收上的岁入也不过两百万,而这竟是百姓的极限,一旦加税收,农业必会破产,那时就是天下风起云涌了,所以,单靠单纯依靠农业是不可能达到像宋代那样高的财政收入,显然宋代的收入主要并非农业,而是商业……?“

    杨荣心头一动,这一点他并不否认,宋代的繁华的确多半来自商业,否则每年的纳贡就不是天下百姓承担的?“

    “既要兴盛商业,与下西洋有何干系?”杨荣觉得自己还是没找到事情的关键,继续追问。

    “这个还是由我来说吧?”杨士奇呵呵一笑,他见杨溥已经开始喘气了,有意让他休息一下,便接过话儿道:“下西洋的好处刚才也说了利润不小,只要不全部收归皇室,其实朝廷还是能负担得起的,一旦下西洋对大明冲击的不是农业,而是商业,瓷器业、纺织业、茶业、文房四宝,以及造船厂、造纸厂、印刷工厂、织布厂、火器厂等都会带动,天文地理、海航也都顺带会兴盛起来,而这些无疑是商业的主题,更别说靠着下西洋兴盛起来的沿海城阜,长乐、宁波、太仓、泉州等地,这些地方想来你也看到了,其繁华程度不亚于苏杭二州,更别说比云贵一带了,这些城池本不过是贫瘠之地,只因为靠了海,大明下了西洋,他们依靠沿海的贸易带来的商业不但能养活自己,还能给大明带来财富,这同样是下西洋带来的好处,试问若海禁不开,西洋不下,结果会如何,这些沿海城池,必不会如此,而沿海的渔民也因为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海商,海禁断绝了他们的生计,使祸乱更加严重,这无疑是增大了朝廷的隐患?”

    杨荣常年掌管军务,与海防还是知道些,这些海盗,他过去以为沿海海盗是真的倭寇,经过详细调查才知道,大部分海盗头领都是福建、浙江的中国人,真正的倭寇可能只有十分之三,而且还是受中国人的雇佣和指挥。所以杨士奇的这番话说来,他微微点了点头,表示同意西洋给沿海一带百姓带来的好处。

    杨士奇见他同意,显得大为高兴,三人虽各有分工,但在大事上从来都是意见统一,只要有一人不同意,三人彼此就会商议,这个习惯一直延续了数十年,即便是今日开海禁,下西洋,皇帝从宝船中抽取十分之一的宝物成为既定事实,杨士奇也决定三人好好商议,争取做到意见统一。

    “算上这个的话,下西洋带动的不仅仅是贸易上的往来,商业上的繁荣,他饱含了文化、民生、以及朝廷海防的安定,若真要算经济账,这笔账目只怕是算不清楚的?既然下西洋有这么大的好处,为何我们不行西洋之举,如今我大明经过永乐年六次下西洋,技术纯熟,线路清晰,与西洋诸国关系更是亲密无间,既如此再做起来就是,况且我们最担心,下西洋消耗国力的问题,罢黜朝贡,兴盛市舶司加以弥补后,不再是朝廷的累赘,反而会是大明最大的财富保障!”

    杨荣听了半天,总算是回过味儿来了,下西洋并非最终的目的,最终的目的,以海禁、下西洋为突破口,从而带动大明经济、文化、民生全面的繁荣发展,最好能影响大明的产业结构,走上一条以为商业与农业并重的国家,这样一来,大明的户部收入也不仅仅依赖于农业,而是侧重商业,这样的好处,朝廷收入增加,同时因有了商业,百姓的压力变小,自是安居乐业,碰上天灾**的年月,大明也不至于处处吃紧,可以说两人谋划的很全面,即便是他也不得不承认,这个谋划很诱人,一旦成功,大明离汉唐盛世绝不会太远?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