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一十三章 抗倭大任(五)

萌萌修仙 / 著投票加入书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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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知己知彼百战不殆,如果你连对手都不了解,那么你是根本不可能战胜对手的。

    不管在中国还是日本,只有武士或浪人才装备武士刀,其实谁能带,谁不能带,也没有专门的认证机构来管,真正的原因在于这种管制刀具是很贵的。

    武士刀的制作十分复杂,要使用很多种不同的铁和钢料,然后用火炉加热,同时由工匠大力捶打,可谓是千锤百炼,耗时长,纯系手工制造,绝无批量生产。

    但拥有武士刀,你就算买得起,也不一定养得起。由于该刀采用铁钢合金制造,容易生锈,所以必须得好好伺候着,隔三差五就要去找人磨刀,使用特制磨刀石,费用很高,每天都要用油擦刀,据说还一定要用植物,比上机油还麻烦。

    说实在的,如果是现在,在东南沿海如果有几支100人左右,装备轻武器,有一定反装甲能力、有战斗经验的武装力量登陆。国家不动员军队去进行围剿,只靠各地的警察和武警进行对抗的话。肯定是一个县城一个县城的被虐。

    明朝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,现在主要的兵力重心是放在北方,训练重点应该是大规模的骑兵对抗,这样去和蒙古大兵团作战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没有专门的武装力量去对抗倭寇这种形式的武装。

    并不能说倭寇多强,而是当时东南沿海多山的地形,正好适合日本浪人小规模部队的战斗,加上开始明朝又没有合适的应对,加上中央一直没有重视倭患,导致倭寇长期在东南沿海占据优势地位。等到明朝方面真正动员起来以后,就没有任何优势了!

    如今就是这种情况,明朝军民对这些“髡头鸟音,赤体提三尺刀“的剽悍倭寇大为恐惧,而在异国他乡干坏事,来自日本的倭寇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,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。

    乱世日本太难混了!看过黑泽明《七武士》的人想必都对电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:在纷乱的日本战国时代,丧失了家主的武士们犹如丧家的野犬,徘徊在山野荒村,为了饭团就可以用生命战斗。

    名义上,日本有天皇,但天皇的实权早已旁落,吃穿用靠幕府养着,完全是寄人篱下的傀儡。幕府也好不到哪去,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从足利义满后,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中,1467年连绵十一年的应仁之乱结束后,征夷大将军已经空有名号毫无实权,听任有实力的权臣摆布。

    日本全国分为六十八国,其中的五十三个藩国,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个大名占据着。

    大名们强弱分明,强的占据几国率众数万,弱的占据几个村子率众数百,为了达到权力的顶峰,整天你争我杀,儿子杀老子、弟弟杀哥哥都不算稀奇。

    当时的情况往往是:今天家臣们造反杀了主子,明天却被邻居的大名杀死,后天当胜利的大名回家一看,儿子已经取代了他的位置。

    日本进入了毫无纲常道德可言的所谓“下克上“的诸侯争霸时代,整整乱了一百多年。战乱中,尸骨遍野,无数人流离失所,农民无法安心下田耕种,饥荒当然随之而来。老百姓无路可生,强壮点的当盗贼或者参加宗教组织“一揆“造反,羸弱的只有等死。

    在倭寇的发源地,日本九州的情况怎样呢?

    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岛,有肥前、肥后、平户、大隅和萨摩等诸多藩国。如同日本各地一样,九州岛也是诸雄并立,空前混乱。北边,丰前与筑前的大内氏原本是九州最强的大名,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贤的政变灭亡了,而陶晴贤不久被九州之外强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杀。毛利元顺势进入北九州,这就和另一个强藩--丰后的大友氏碰上了。南边,萨摩的岛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拼。西边,肥前的龙造寺氏则和少贰氏内乱不休。

    有战争就有失败者,在战争中失败、丧失家主的武士成了无米下锅的浪人,怎么办?因战争无法谋生的渔民、流民,怎么办?下海!做海贼!与其在陆地上饥寒而死,不如到海上去撞撞运气。

    除了死里求生,发财梦也是下海的另一个重要理由。当时明朝断绝了官方的朝贡交易,导致海盗走私团伙日渐猖獗,中国的生丝、棉布、陶瓷、药品等,都是日本的抢手货,日本不少富商、无赖也打起了做海贼赚取厚利的算盘。不仅仅如此,海贼的背后还有大名的资助和庇护。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这样定义“倭寇“:“从十三世纪初开始,九州和濑户内海沿岸富于冒险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携带同伙,一方面到中国和朝鲜(高丽)进行和平贸易,同时也伺机变为海盗,掠夺沿岸居民。对方称此为倭寇,大为恐怖。“

    日本十九世纪著名学者佐藤信渊总结日本海贼的出处说:“从永正、大永时起,伊宁国因岛、久留岛、大岛地方人士,饭田、大岛、河野、胁屋、松岛、村上、北浦各地人士,相继渡海到海外,从事海贼勾当以富家室;并以野岛领主村上图书头为议事之主,各集其所属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,分乘大小十余艘船,航行大海……剽掠近海诸邑,夺取种种财物器械,以富其家……致四国、九州滨海之诸浪人、渔夫、船夫、无赖等逐渐加入其行列,因而人数日多。后来,其众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。“

    在明日朝贡贸易正常的百余年内,倭寇到中国劫掠的次数并不很多,因为日本的将军、大名为了保护航路也进行严打。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贡贸易中断以后,情况才为之大变。

    明代,从日本到中国的船,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从平户的“五岛“或萨摩出发,经过大小琉球(冲绳岛和台湾),到达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。

    当年日本遣唐使的船只到中国,在海上要航行几十天甚至数月,旅途之艰难骇人听闻,我们在中学课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学生晁衡(阿倍仲麻吕),就是因遭遇风暴死于回国的路上。

    而到了明代,人们对季风的知识已经日渐丰富,加上船只的制造技术有了发展,从日本出发,如果掌握好风向,只要几天就能顺利到达中国。

    《日本图纂》上这样描写当时的日本船:“日本造船与中国异……其船底尖,能破浪,不畏横风、斗风,行使便易,数日即至也。“至于船的大小,从能载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,也有能载二百余人的大船。

    就这样,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贼,满怀对财富的渴望,乘风破浪地向大海彼岸进发--富裕而软弱的中国,就是他们的目标。